刘民的博客

  辫 子 琐 谈

      现在很少有梳辫子的了，其实100年前，不但是女人，男人也都是一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因为满清政府的规定，不留辫子，很可能脑袋就保不住了，谁敢冒天下之大不讳。辛亥革命，不但革了封建王朝的命，也宣布了辫子（男人）的终结。但百多年来，辫子的话题仍时常提起，辫子的功能也浮沉变迁，说来很是有趣。

辫子可以当做武器？冯骥才的小说《神鞭》，塑造了一个以辫为鞭，练就高超武艺的神人。在冷兵器时代，这条辫子大显神威，几乎所向披靡。然而遇上八国联军的火枪火炮，辫子只能甘拜下风。小说以辫子的不敌影射了封建制度的落后，讲的是“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

辫子还可以是道具。杨白劳“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扎在哪，当然是女儿那条长辫子上。电视剧《北风那个吹》中帅子扮演的喜儿，做为道具的辫子可不给他长脸，几个旋转就飞到台下去了。至于旧戏曲中的王宝钏也好，秦香莲也好，那辫子更假得只起装饰作用，好看是好看，却当不得真的。

辫子影响女性的主体意识。《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一家老小被土匪座山雕追杀，她自己女扮男装，把一条长辫子藏在狗皮帽子里达八年之久。她一心盼着的就是“早日还我女儿装”，回到女性的身份和地位上去。能够光明正大地扎起辫子，意味着身心的解放。

全球化成就了人类的空前交流，在中国早已不吃香的辫子却东风西渐，备受西方推崇。乌克兰的季莫申科在8年前一次梳头时，忽然心血来潮，把一头长发编成辫子，盘在头顶。让她始料不及的是，老百姓非常喜欢，甚至称她为“圣女贞德”，将她的辫子形象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当上总理后，她这盘辫子竟然被誉为“国家的方向盘”。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既然你成了民众关注的政治人物（尤其是女人），包括辫子在内的一切外在形象都已经定格在人民的心目中。决不像中国旧时的新媳妇，上花轿前剪掉心爱的辫子，梳成发髻，表示身份的转换。更不像《红色娘子军》里的吴清华，参军后第一个行动就是剪辫子，以示成为革命战士了。我们可爱的季莫申科可不敢这样随心所欲，最近一次小小的改变发型，竟会招致轩然大波。尽管辫子不代表总理，总理（当然是乌克兰的）却必须梳辫子。不知对于爱美的女总理，辫子是幸耶不幸？

                     ——读赵铁林《即将逝去的记忆》

    接触赵铁林，是从他的《聚焦生存》开始的。我不知道或者说不相信作者是在怎样的境遇里拍下那些“城市边缘女孩儿”们惯常而又鲜为人知的一面的。我总想了解铁林是出于什么动机，抱着什么心态用镜头去捕捉和记录所谓“边缘人群”的艰难生存状态。为此，我特地花了近30元钱，买下他这本回忆录《即将逝去的记忆》

    本书记述了从建国开始到1978年“文革”结束，作者考上大学为止，父子两代人辛酸坎坷跌宕起伏的历史。铁林的父亲赵文隆，解放后就是高检院某厅副厅长，行政10级干部。因为战争期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最终被诬为“叛徒”，职务降到18级。一家人受父亲牵连，不但“房子越搬越小，汽车越坐越大”，而且从首都北京下放到河南新乡。母亲不堪侮辱和“批斗”愤而跳河自尽，铁林自己残遭“造反派”毒打，几乎丧命。

    《记忆》用大量篇幅写了铁林“上山下乡”的全过程。如果说从一个高干子弟变成“黑五类狗崽子”是对他人格尊严的奚落，那么从新乡一中的高材生落户农村，成为无依无靠的底层农民，则更严酷地冲击了他的世界观。他看到了百姓的苦难，也承受了这种苦难的煎熬。他到建筑工地当小工，为了学点泥瓦匠技术，甚至甘愿向包工头俯首称臣。他和老乡去装卸水泥，一车皮才挣几毛钱。他感受到普通农民的关心和友情，也饱受他原来所处阶层的北京知青的白眼。他学会了平民解决问题的小狡猾，先斩后奏取得岳父母的首肯。他的恋爱和结婚都看不到政治姻缘的影子，这是时势使然，也是铁林的自觉意愿。尽管他们夫妻始终没有一个孩子，尽管铁林的父亲平反后官至省纪检委主任，尽管铁林上了大学，经商发过财又破过产，现在是国内小有名气的作家和摄影家，但他们的婚姻始终稳定如初。我认为，这与铁林那时就萌芽的平民意识是分不开的。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有人成就的是一番大事业、大作为，铁林成就的却是及其难能可贵的平民意识和平民视角。象曹雪芹那样从“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跌落到蓬门赊粥地步的人，才会写出《红楼梦》这样的不朽名著。铁林的几部作品当然不能与《红楼梦》相提并论，但从历史的观察和记录者角度考虑，铁林的笔和镜头是忠实、可信的，也是细腻、逼真的，这应该归功于他的平民意识。跟他的其他著述稍有不同，《即将逝去的记忆》以文字为主，照片为辅。铁林以新乡一中为切入点，以自己为圆心辐射他的同学、亲朋，比较真实地涵盖了新乡市“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武斗和上山下乡的历史，描绘了他们的人生遭际，甚至延伸到许多现在仍是一介平民的老同学谋生的艰难。他把自己放在与他们共同的阶层和社会圈里，眼光和镜头是平视的，笔调是平实的。他在成名后还多次回到当年的社交圈里，不是去猎奇，更不是炫耀，而是关注包括自己初恋对象、乡村农民、“三线”军工厂的工友、建筑队的小工以及“文革”中对立派的同学的命运轨迹。当看到大年初几，冒着满天飞雪，挤在肮脏不堪的长途班车上、跋涉在泥泞的乡间土路上去拜访普通百姓的赵铁林时，我终于相信了他的笔下和镜头里的所有真实。

      铁林为《即将逝去的记忆》配发了200多幅照片，分为几个系列。一组是作者童年时自己或与家人的生活照；一组是“文革”和下乡插队时妻子和同学的照片（其中极少数“大批判”的场面）。这两组照片都不是作者拍的。另外的大部分则是铁林的摄影作品，包括“老北京印象”；“知青点”所在的村庄；新乡周边名胜古迹和当年的工厂等。透过这些斑驳的砖墙，寂静的小巷，衰败萧条的农家院落，栉风沐雨的石人石马，摇摇欲坠的危旧厂房，瑟缩着的普通市民照片，我们也可以很清晰地感觉到作者的平民视角。当然，碍于当事人说不清或不愿说的恩恩怨怨，铁林的笔下采取了匿名化手法，拍摄的相关照片就更不能公诸于世。如此一来，由于影像的缺失使作品减色不少，只能引为遗憾了。铁林将这部回忆录取名《即将逝去的记忆》，无疑是想挽回记忆，用文字和影像留此存照。对他本人和关注那段历史如我等之辈来说，目的是达到了。可对更多的人尤其是他笔下众多的平民百姓呢？我很怀疑，毕竟“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也是我想把这部作品介绍给更多读者的缘由所在。

                            人间四月读书天

其实早在三国时，诸葛亮对他的哥哥诸葛瑾就说过各为其主，各敬其事的话。这也是我褒贬《潜伏》诸位人物的前提。时间已经走过了60多年，曾经在抗日战场上共同对敌的国共双方，在抗战胜利后走向分庭抗礼。军统特务余则成被策反到共产党一方，开始成为共军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人员；而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李涯因身份败露，被交换人质返回了保密局天津站。两人的起点是一样的，

    (后排右为李涯，前排左为余则成）

从个人品质上说，都是敬业，忠诚，守纪律；从性格特点上说，余则成稳重，谨慎，睿智，李涯狡猾但不够奸诈，老谋却谈不上深算。这两个人不论放在哪个阵营里，无疑都是谍报高手，只不过历史的阴差阳错偏偏让他们成了死对头，必欲除掉对方为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