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民的博客

　

我们曾当过“孔乙己”

                             刘  民 

    

     日前，在书店偶遇高中的同学S君，聊起“文革”期间各自窃书的经历，不禁为当年的孟浪悔愧不已，却又哑然失笑。

      我和S君读高中时，正逢“文革”高潮的1971年，当时除了《欧阳海之歌》《艳阳天》等少数几本小说，几乎所有的中外文艺作品都被当做“封资修”的大毒草封存起来。而我们却又是最需要读书的年纪，那种无书可读的滋味就好像百爪挠心，难以自持。于是当当窃书的“孔乙己”成了唯一的选择，好多同学都干过，只是有的运气好有的差点罢了。

     

      S君就属于那运气欠佳的。却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S君只身潜入学校图书馆，打着手电一照，简直如入宝山。梦寐以求的《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等中外名著就在手下，此时不拿，更待何时。也许是这些禁书的吸引力太大，也许是贪心不足，总之，他装了半塑料编织袋。以致于往窗户外边放时，一失手，袋子轰然落地，发出巨大的响声。正好巡夜的红卫兵听到，迅速包抄过来，将S君逮个正着。结果S君先挨了半个月的批判，做了无数的检查，最后还给了个留（共青）团察看的处分，直到毕业前才取消。还好没有影响到他后来参加工作，算是万幸。

      S君罹“难”，我们并未接受教训，只不过更谨慎而已。转年的暑假，我们几个同学到某政府机关帮助整理图书。这下，这些当代“孔乙己”们可有了用武之地。每天清理完毕，已到了晚上九、十点钟，看门的大爷老眼昏花，再说他也想不到这些帮忙的学生会监守自盗。于是同学们的兰大褂工作服下，多多少少会夹带一两本书。反正这些书绝大多数是“文革”初期破“四旧”时没收来的，根本就没个数，不然何须清理。我当然也不会洁身自好，不过说来好笑，我窃的几本书现在想来，真是太没价值了。一本是《朱德诗选》，仿宋体印刷，薄薄几十页纸，我是拿来当字帖练习钢笔字用的。还有两本是某年某月的《北京晚报》合订本，我是挑里面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看，想知道“文革”之初为什么要批判这两本书。后来，那家机关的管理人员可能也看出，再让我们帮忙无异于猫看小鱼，于是不到约定时间就把我们打发了。 

  随着“文革”结束，文艺复兴，好书多得汗牛充栋。我们这些当年的同学长大成人，此类的事情再没有发生过。我和S君面对满架的新书相视而笑：世道变得真快，跟我们那会儿渴望读书而不得不采取非正当的手段相比，现在的高中生别说“窃书”，就是送给他，他也不一定有时间和兴趣看啊。

注：本文曾刊于《银川晚报》  

　 

做鬼幸福吗？

 

刘民

           5·12汶川大地震之后的一个多月，我几乎没有写过东西。不是写不出，而是不敢写。面对八万多亡魂，我怕我的手发抖、笔发颤，怕不小心轻薄了他们。但我在观察，看灾难面前，文学究竟有多大力量，能体现多少人性的光辉。可我失望了。“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本属正常，生活总要前行，“掩埋好同伴的尸首，擦干净身上的血迹”，还是要继续前进。然而有人的“歌”却唱歪了，显得那么轻浮，那么轻佻，那么叫人（包括地震遇难者）难以接受。

      唱歌的人姓王名兆山，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的一首词作（在唐宋时词与歌是等同的）“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以废墟下遇难者的口吻，感叹国家人民抗震救灾的努力，发出了“纵做鬼，也幸福”和“亲历死也足”的感慨。还嫌不够，还让他们“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这就是号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吗？这就是我们的作协领导吗？如果他不是丧失了起码的同情心，那就只能以“冷血”命之了。

      诚然，灾难发生后，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组织和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投入抗震救灾，十几万解放大军在救灾第一线奋力搜救，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向灾区捐赠和运送钱款物资。但所有这些努力首先都是为了救援幸存者，安置灾民。就像温家宝总理说的“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百倍努力”“救人是第一位的，是重中之重”。这些努力，遇难者是看不到的。他们被强烈地震、被疑似“豆腐渣”的教学楼残酷地夺去了生命，他们有什么“幸福”可言，又怎么会关心与自己再无任何关系的“奥运”，他们“欢呼”什么呢？

      我相信有不怕死的人，比如那些为保护和救援他人而牺牲自己的英烈们；但我不相信有愿意死的人，或者认为死去比活着更幸福的人。王兆山如此亵渎生命，他有什么资格代死者表达意愿。他的那篇“江城子”既没有文学性，更违反人性，缺乏对死者起码的尊重。既没有对灾难的思考，更没有由人及己、由己推人的诚意。仅此，当个作家都不够格，徨论其他。我们只要轻轻地问一句“你愿意做个幸福的鬼吗？”且看他如何回答。                             2008-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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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父亲节，因外出公干没有上网，今天补发一篇回忆父亲的旧文，算是补偿吧

　

但愿孟母不再迁

                                                                                          刘 民

 

“孟母三迁”的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昔孟母，择邻处”无非为了给儿子找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使小孟子避免不良嗜好的干扰，安心读书，早日成才。

现在的孩子们，周围的“邻居”可是复杂的多了。学校门口百米之内，不敢说是灯红酒绿，五行杂处却是毫不夸张的。君不见，网吧里电子游戏刀光血影，杀得难解难分，招引男孩们流连忘返，乐不思蜀；文具店挂羊头卖狗肉，搞一堆花花绿绿、华而不实的装饰品、小食品，引得女孩子驻足不前，竞相攀比；还有那违反禁令，公然向中小学生兜售香烟的小商小贩；更有甚者，是流氓寻衅滋事，用武力勒索学生钱财，以致发展到不交钱就持刀砍人的地步。搞得学子们战战兢兢，家长们提心吊胆。每到上下学时间，接送学生的人群比肩接踵，水泄不通，形成一道独特风景。

 

上述景象，由来已久，危害不浅。中小学生心智发育尚不健全，是非判断能力偏弱，容易受到外界不良现象的引诱，。我们身边不乏沉迷网络游戏不能自拔，以致荒废学业，成为社会废品的先例；还有受学校周边一些所谓书店销售的不健康“口袋书”影响，陷入早恋的例子；也见过有样学样，跟校外地痞们相互勾结，欺负弱小同学的“小霸王”在校生；更可悲的是，有的孩子被威逼得不敢上学，甚至留下终身的心理阴影。

 

  中小学校大都地处城市中心区，我们不可能指望它像“牛津”或者“哈佛”一样幽深、肃静。但也决不能放任自流，使之成为乱糟糟的集市，甚至是藏污纳垢的所在。这个问题其实家长和学生们早有微辞，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遗憾的是，直到去年湖北某中学学生夏晶晶因拒绝勒索被歹徒砍断手腕的血腥事件出现，才多少得到重视。最近，银川市教育、公安、文化、工商管理等部门联合发文，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中小学校周边环境整顿治理活动”。此项举措及时除弊，针对性强，意义重大，可谓建设和谐银川的配套之举。对创造中小学良好的学习环境，保护学生身心健康，减少社会污浊风气对青少年的侵袭，以及有效缓解“择校风”都大有益处。我们希望，这一活动不要仅停留在表面上，也不要局限于一时间，而是长期深入下去，使学校周边环境彻底改观。

        但愿新一代的“孟母”们不再“见异思迁”（何况现如今“迁”起来哪有那么容易），但愿我们的每一所学校都处在安谧清净美好的氛围中，充满书声朗朗，笑语盈盈，和风习习，生机勃勃。

　

     


高  考  三  日
刘  民/文   图片来自网络

        假如让我在一生中选出三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我会毫不犹豫地排列以下三天：1977年8月18日；1977年12月10日；1978年5月23日。它们都与高考有关。

       先说第一天。那时我在银川一个化工企业当工人。刚刚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尚未到来。工作几年，该学的那点技术早已烂熟于心，操作自如；思想上却是极端苦闷，看不到光明前途，上班无精打采，下班百无聊赖。8月18号那天，我正在值夜班。守着满墙的仪表盘边记录边听收音机。突然，“美国之音”一条消息引起我的注意：邓小平提出，应在中国恢复高等教育考试制度。就像阴云密布的天空乍然间投射进耀眼的阳光，我心中某个沉睡的角落猛然被唤醒了。我的第一个反映就是拉起正打瞌睡的小师妹，非要跟她二重唱《祖国一片新面貌》，陡然响起的歌声引来旁边化验室工友的好奇，以为我们犯了神经病。那天，我真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我知道潜意识中压抑已久的大学梦终于有实现的可能了，我也开始真正理解什么叫做拨乱反正，我由衷地感谢邓小平，感谢他为被“文革”耽误的一代人提供的重塑人生理想的重要机遇。

       接着是紧张的复习迎考。翻出尘封的充满“文革”味的教科书，找来有限的几本简陋资料，自己选重点，自己拟题目，问答、背诵，几乎用尽8小时以外的所有时间。经过3个月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苦学，终于要上考场了。1977年12月10日，我和全区上万名考生一起走进考场。银川十三中考点戒备森严，每个教室门口都有两个解放军战士荷枪实弹守卫。其实对这些大龄考生来说，十年浩劫把我们的青春消磨殆尽。人生在碱水、咸水、苦水里浸泡的已是粗砺不堪，好不容易有此转折和改变的机会，我们对这次考试的珍重和谨慎是现在的中学生们难以理解的。即使没有人监考，也不会偷奸耍滑。我是抱着必胜的心态来的，我坚信一定会考上大学，因此，一副气定神闲的姿态。拿到作文题《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千言万语喷涌而出，根本用不着思索，800字的限额一挥而就，用时仅20分钟。

       漫长的等待开始了，看着一个个比我年龄小许多的高中生走入大学，心中的酸涩和沮丧近乎极点。三四个月过去，我已经准备开始第二年的复习。忽然有一天，小师妹告诉我，新城区政府门口贴出了宁夏大学扩招走读生征求意见榜，有我的名字。我至今不知道是谁做出的扩招这一英明决策，如果知道的话，我想榜上有名的考生一定会集体送一块“功德无量”的金匾给他。因为这80名扩招生几乎全部是散布于宁夏各地乡村、工矿的“老三届”，平均年龄接近30岁，许多已经结婚并生儿育女。他们有着扎实的文化功底，4门课的考试总成绩均在280分以上，却因家庭出身、填报志愿等各种原因没能被先期录取。我相信，当这些人接获迟到的录取通知书的刹那，那种苦尽甘来、云开雾散、喜极而泣的感受是任何笔墨所难以尽述的。

        终于盼来这一天了。1978年5月23日,我和我的同学们跨入宁夏大学那扇启盼已久的神圣的大门(据考证，我们这个班是全国77级最晚入学的学员。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从河南参加高考，屡经坎坷，以致给邓小平写了一封求援信，才得以入学，时间在5月初)。一身身沾满泥土和油垢的衣服透出岁月的磨砺；一张张略显苍老的脸上掩饰不住获得新生的喜悦；一双双送行的小儿女激动地分享着父母的希望。这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特殊的一批人、所营造的特别的情景，此前没有，此后也再不会有了。历史终于翻过沉重的一页，也彻底翻开崭新的一页，理想可以插翅翱翔了。
 3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回首往事，可以说，邓小平同志关于恢复高考的决策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他不仅仅是给了受“文革”伤害的一代青年梦圆大学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做了充分的人才准备。我和我的同学们，以及全国所有77、78级的大学生是恢复高考的受益者，也是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的忠实拥护者。因此，上述三个金子般宝贵的日子就总是凸现在我记忆的幕布上，今生今世永难忘怀，永放光彩。

       注：本文曾入选宁夏人民出版社《大学梦圆·我们的1977  1978》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