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民的博客

公社大门，怎么样？有点先声夺人吧？

见过这条毛主席语录吗？他老人家当年管的可真仔细啊。

大食堂就是贯彻上述语录的地方,那时想吃点好的可真不容易。

每个公社院子里都少不了这样一堵照壁，忠字塔和上下的标语是多么“和谐”或者反差强烈。

公社岂能少了这样的高台，头头脑脑们往哪坐，怎么发威风，只是下方的标语有点不伦不类。

这样的宣传栏也不可少，按照形势随时更新，怎么样，手笔还不错，多少有点艺术性吧。

娱乐生活也是需要的，露天电影是农村最大的娱乐，下面准备演啥？不外乎“老三战”“平原游击队”也。

算了，还是拉回现实，让这个美女安慰安慰这个当年的反革命分子

看过电影《牧马人》吧，这张大字报也眼熟。对，前面我们的贴图都是根据右派分子许灵均当年经历过的磨难虚拟出来的，至于形象不形象，还需求教于广大的过来人。有意见别找我，找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宁夏著名作家、文化企业家张贤亮。

 领我进门的人（下）

      七年级时，一个女老师教了我们几个月化学，实在想不起她叫什么了，问了几个同学都不记得，但给我印象很深。梳一条现在很少见的长辫子，性格柔静似水，说话慢声细气，课讲的颇有吸引力。只可惜“生不逢时”，同学们个个心猿意马，根本听不进去。随着林（姑且让她姓林吧，林黛玉的林）老师的销声匿迹，化学这门课程也就寿终正寝。林老师对我非常好，是那种真心的喜爱，目光中充满疼爱和期许，至今难以忘怀，偏偏没记住她的姓名，真不应该。

       薛得松老师当过我们的班主任。那时他住在正义巷原法院旧址的一栋深宅中，孤身一人，我们一帮同学是那里的常客，与薛老师也是天南地北无话不谈。只是后来发现，他跟班里一个女同学相恋了，便不再多加打搅。薛老师领着我们干了两件五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相信全班谁都无法忘怀。一件是筑砖窑烧砖，从脱坯、建窑、烧砖直到出窑，全都由同学们自己完成。尽管只烧了一窑砖，窑就裂缝毁坏，但却让大家看到了集体的力量，懂得了蚂蚁虽小，众不可挡的道理。另一件是野营拉练，十四五岁的男女同学全副武装，步行几百公里，历时半月，最多时一天走七十多华里。整个拉练过程组织严密，按部就班，毫无差错和事故，充分显示了薛老师的组织才能。但最重要的，还是使我们认识到自身的潜力，更见识了大漠风烟，长河落日的塞上壮观景色。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无数次到过黄河边，却再也找不回那次野营拉练中“武装”占领黄河滩头欢呼雀跃的少年情怀了。

领我进门的人（上） 

      时间不长，换了另一位班主任李凤兰。整天扳着一副没有一丝笑容的脸，同学们很少愿意与她交流。但公正的说，李老师治学还算严谨，管教可谓严格，好象还给我一个学习委员的差事，屈指算来，这可是我中小学期间当的最大的官了，就凭这一点，也应该铭记李老师的恩典。现在她已经风烛残年，想来面容一定慈祥多了，可惜多年不见，杳无音信。

     大约是五年级，我们的班主任改为华欣珍老师，这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领我进门的人，她特别善于发现和调动学生的潜能。我在河北长大，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为此华老师让我担任了学校的播音员，此后大约有两年时间，一到课间，校园里就回荡着我那稚嫩而纯真的童音。播音培养了我阅读的兴趣，广泛的读书使我终身受益。播音还使我增强了面对大庭广众如入无人之境自我表达的勇气和自信，只要站在麦克风前，不管下面有多少人，也不管是什么身份的听众，我都能挥洒自如。华老师教学很有特色。记得最初她不过就是教教地理之类的副课，后来却步步深入，成为我们多方面知识的启蒙者。那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实在也没有什么正经课，但她却叫我们每人准备一个小本子，让我们记录一些新闻和新发明。我记得最清楚的是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升空和有关蛤蟆夯的记载。尽管现在想来，那些纯粹是无用功，可她教会了我如何关注热点，如何搜集资料，如何另辟蹊径。如果说我后来的学习工作还算小有成绩，华老师教给我的“自信”和“方法论”是功不可没的。      

          银川市第五小学后来戴了帽子，成为七年制第三学校。大概是70年，来了一位女老师尹克文，长着一张很好看的瓜子脸，同学们都私下里叫她尹瓜子，其实这绰号绝无恶意。我是尹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平时从不叫她绰号的，可有一次，记不清为什么了，我竟然带着一帮同学公开大喊尹瓜子。尹老师很有涵养，并不介意，始终微笑着，原谅我们的不懂事。印象中，小学到中学七年，尹老师是唯一到过我家的老师，而且是为了一件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大事。70年底，开始招收“文革”中第一批高中生，我无疑在推荐范围内。但因为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我尚在犹豫中。尹老师苦口婆心对我晓之利害，又亲自登门找我父母谈，最终把我送入了高中的大门。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是尹老师领我跨过了这一步，我的人生历史必然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为此，今生今世，我都对尹克文老师感激不尽。可惜，尹老师没等我们毕业就走了，从此音信全无。我这篇文章是为自己写的，无意发表，尹老师是看不到的，但我衷心地祝福尹老师一生幸福平安，也请老师原谅学生当年的幼稚和不恭。

岁月荏苒，往事如烟，人上了一点年纪，总是爱回忆过去，童年意趣，少年情怀，青年风采，当然还有壮怀激烈常不经意间涌入心间，似乎不吐不快。教师节快到了，我就将这组回忆文章的首篇献给我的启蒙老师吧。

我 把 恩 师 比 母 亲

刘  民 

      我平生的第一个老师姓秦。那年我4岁，在张家口市西山坡一家部队办的幼儿园上小班。秦老师当时是个20岁左右的姑娘，她对我真是比亲妈还亲。至今快50年了，想起当年的情景，秦老师对我的关爱仍历历在目。

       张家口的冬天寒冷彻骨。我们住的宿舍是一间大教室套着一个小房间，外间是木板床，里间是火炕。火炕上睡的都是军、师级别首长的子女，我父亲只不过是个营级干部。但秦老师看我体质弱，自作主张，硬是让我睡在里间。张家口的风沙大，小孩子不懂得补充水份，一到冬、春两季，我的嘴唇就干裂暴皮。有时旧疤未愈，新疮又起，嘴唇一圈像长了小胡子，一张嘴鲜血直滴，疼痛难忍。尤其到了吃饭时，简直就是受刑。秦老师看我根本张不开嘴咬馒头，就用牛奶或开水把馒头泡软了，拿小勺一勺一勺的喂我。那时正是60年前后“三年自然灾害”，部队幼儿园虽然能吃饱肚子，却不能把饭带回宿舍。我嘴疼，吃饭速度慢。常常是饭厅小朋友都走光了，只剩下秦老师还在一口口喂着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还会落泪。 

      幼儿园是寄宿制，一学期回一次家。平时我就把秦老师的宿舍当成自己的家，时不时的往那跑。有一年放寒假，父亲正好出差，没人接我回60里外的宣化。秦老师带着我多在园里逗留了一个星期，每天给我做饭、洗澡，我觉得那是我平生最幸福的日子。我性格孤僻，记得有一年春游，小朋友排着队出行，可一出园门，我和一个叫徐玉萍的女孩就溜出了队伍。我们溜回园里，在一间放杂物的屋里玩开了“过家家”。这下可闯了大祸，春游自然取消，全幼儿园的保育员撒开网在市里寻找，大概找了四五个小时，园长都快急疯了。最后，还是秦老师了解我的性格，终于在杂物间找到了我们两个。我们已经玩累了，躺在小床上呼呼大睡。秦老师把我拉起来，照着屁股就是狠狠的一巴掌，然后抱住我失声痛哭。我懵懂着跟老师哭成一团，心里想的却是，老师要是我的妈妈多好啊。 

      三年后，我上了小学，学校跟幼儿园在一个校园里，秦老师还时常来班里看我。再三年后，我来到宁夏。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临走的那年寒假，秦老师在校门口送放假回家的学生。她冲我笑着招手，我也喊着老师冲她招手。我们都不知道这一去千山万水，人世永隔。现如今，50年过去，我脑子里只有她微笑招手的身影，她长什么样，却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 

赞 歌 与 挽 歌

文/刘  民

    我手头正在读的，是肖克凡的长篇小说《机器》（湖南文艺出版社）。小说精心刻画了北方某大城市特等劳动模范：纺织女工牟棉花和她的丈夫、工厂红管家王金炳，为国家为工厂不计私利辛勤劳作的一生，以及他们对儿女的言传身教。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渐行渐远，逐步淡出人们记忆的劳动模范们，唱响一支英雄的赞歌。

      牟棉花就像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钉在自己的岗位上，时刻想着的就是创造劳动业绩。她挺着五个月的身孕，硬是打破全国纺纱女工接线头纪录。为保持二十万米无疵布，累得晕倒在机床旁。担任援外任务，她在从无女人工作的阿富汗培训出第一批纺织女工。王金炳则像是“革命事业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一辈子跟着他的革命领路人，辗转七、八座工厂，到哪都是模范仓库管理员。“文革”期间，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他们夫妻俩被打成“人造黑劳模”、刘少奇“驯服工具论”的黑典型，双双被剥夺了劳动的权力，遭到批斗。恰如一台运转正常的“机器”，忽然被搁置，被废弃，牟棉花终于在工人疗养院郁郁而终。临终前，老伴儿拉着她回到她工作过的国棉19厂，那里已经没有几个人认得这位当年赫赫有名的全国劳模了。

      时代变了，体制变了，机器变了，那么人呢？该不该随之发生变化？小说《机器》的作者实际上也存在彷徨和困惑。因此，他的前半部写得异彩纷呈，人物与其活动的舞台都鲜活生动，后半部则略显犹豫和忧郁。牟棉花的儿女们尽管受到老两口的熏陶和感染，无一例外地继承了传统，当了工人，甚至是企业领导或私营企业家。他们也有想当劳模的，想当个好工人的，但比起自己的父母总显得不够理直气壮，不够全情投入，有些患得患失。如果我们把作品的前半部比作赞歌，那么作者唱得高亢激昂；把后半部比作挽歌，作者则多少有些吞吞吐吐。看完全书，我不禁和作者一同思考：时代变了，劳模精神还有没有必要；（经济）体制变了，我们为谁工作、为谁劳动；机器（设备）也变了，劳模的成分构成还是工人吗？还有，当今的青年人还要不要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要不要做被人随意搬动的“砖头”？总之，“劳动模范”这一名词和它所代表的一切，是该归入历史的教科书（当然不是垃圾堆），还是该继承发展、发扬光大，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答案。

      小说毕竟是小说，它只提供故事，它让我记住了牟棉花和王金炳。至于它提出的问题，则有待整个社会去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