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民的博客

树 欲 静 而 风 不 止

  高富浪是我们宁夏人的骄傲，他父亲的隐忍、大度、宽厚、实诚也符合我们宁夏人民的品格。英雄长已矣，媒体的责任理当是歌之咏之，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也不要让某些邪风打扰他的在天之灵和他的亲人们平静的生活吧。                               

湖 畔 奏 鸣 曲

     说起湖城银川近十几年的变化，那真是日新月异，速度惊人，为亘古所未有。本人一只拙笔，委实难以尽述。最近拍了一组照片，整理中发现，矗立在银川各处的几块石头，倒是很有特点。它们安恬而又沉默地见证着发生的一切，也以自己昂扬的姿态表达着一切。石不能言，我试着替它们说说看：

连湖”所剩无几。近几年，自从建设“大银川”的号角吹响，构建“两个最适宜”远景拟就，不但旧日的湖泊得以恢复，还新开挖了不少新的。比如悦海，鸣翠等。这一个个大小湖泊像闪亮的明珠镶嵌在银川平原，高原湖城可谓名副其实。这些湖泊以及艾依河，景观水道等水系的建成，很好的净化了银川的空气，调节了气候，银川比过去湿润多了。各种鸟类联翩而至，
恰如鸣翠湖国家湿地公园门前迤逦铺排的

块石头，那上面镌刻着杜甫的诗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岂不正是当今塞上江南的绝妙写照。

还有几块石头值得一提，一是悦海公园附近枕水花园的标志石，像一面壁立的山峰。银川的新建楼盘如雨后春笋，人均居住面积在全国名列前茅。枕水小区在新开发的住宅群里不是最大的，更不是最好的。但这块石头却独具特色，要我说，它充分体现了“安得广厦千万间，托庇天下寒士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理念，是银川“最适宜居住”城市的象征。另外一块石头耸立在拉普斯森林公园的中心广场上，高两丈有余，像一根破土而出的翠竹，上书“生生不息”四个大字。
森林公园是将国外主题公园的概念引入银川的开创者，它的建成提高了银川市民假日休闲的档次，促进了城市园林化的步伐。这块石头和上面的题词，不仅预示了银川市的城市绿化正未有穷期，更揭示了银川人民不甘落后，努力建设家园，“小省区更要大发展”的拼搏奋进精神。

昏厥杂记

        上世纪60年代末，正是“深挖洞，广积粮，”备战防苏的紧张时刻。校园里开挖的防空洞都敞着口，我闲来无事在土堆上溜达。不知哪个同学突然从战壕里仍上一个手榴弹，不偏不倚正砸在本人的下颌骨处，我只感觉沉闷的一击，便昏死过去。那时年龄还小，又正逢动乱，别说没找着“肇事者”，即使找着也难讨个说法。现在想来，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假如那手榴弹冲着太阳穴而来，本人这条小命怕就中途拐回去了。我不是雷锋，那同学更不是乔安山，没人会思念我到如今的。但“昏厥一瞬间，生死两重天”的道理，我算是明白了。

        转眼到了80年代，我已经娶妻生子，在一所中学教书。受低血糖、低血压、低血色素这“三低”困扰，一次赴学校路上，昏厥又把我撂倒了。几个学生惊慌失措地把我抬到马路边的台阶上，好在三五秒钟就醒过来了。为摆脱窘态，勉强维持师道尊严，我顺嘴诌了两句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小儿在家中”，学生们竟一致认为，刘老师有幽默感，从此后更愿意听我的课了。其实我是真后怕呀！我那年还不到30岁，从贫困的境地考上大学，工作才半年时间，哪里愿意去死。可我也懂得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句古语所蕴涵的精确和无奈。“珍惜时光，珍惜自己”从那时才真正开始。

        生活的安定加上小康的实现，我虽依旧是骨瘦如柴，昏厥的滋味却渐渐淡忘了。非常巧合，2002年1月美国总统布什被饼干噎昏过去那天，我这个小人物也不合时宜地昏厥了一把。这次是午睡后起床过猛，导致脑部缺血，幸亏拙荆相救。在休息了半天，死了若干脑细胞之后，忽然想到，怕还没人就“昏厥”二字作过文章，不妨赶赶时髦。再说了“昏厥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欲问其间味，只怕醒来迟”啊。人到中年，父母在相隔15年后都已离世。儿时的伙伴，少年的同学，多年的好友，更多的是年长的亲朋故旧，其中昏厥以至昏迷以至长眠不醒的早已屡见不鲜。死亡是个不讲情面的魔鬼，指不定哪一天会找上哪一个人，我已经是见惯不惊了。这次昏厥，致病原因医学书上定义为老年病范畴。可见，不经意之时，“老”已飘然而至。好在一生所求不多，跌宕也就不重，失落感亦就不强。不敢说金钱名利如浮云，总体上说所得和付出还是成正比的，仅此则无怨无悔亦无憾也。唯一希望大限到时，“昏厥”再次降临，以至一蹶不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那才是此生最大的幸福。
                            
                     

棺已盖  论未定

                           ——谨以此文悼念浩然先生

作者：刘  民

    浩然逝世了，享年76岁。

    建国是59年，也就是说浩然在17岁那年开始沐浴新中国的阳光。他是以一个成年人的阅世经历了中国农村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以至于后来的解体、包产到户等农村的大事小情，做为常年在北京郊县蹲点、挂职、工作、生活、写作的浩然来说，应该是再熟悉不过的。他的长篇巨著（我认为当得起“巨著”两个字）《艳阳天》《金光大道》堪称新中国农村的历史画卷和真实写照。

     1949年以后（严格说来是从1947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从党的七大到十大，所有的文件都是这样定性的。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角度去苛求作家不写这样的历史。至于作家们看到的历史，有可能是柳青的《创业史》，也有可能是赵树里的《三里湾》，还有可能是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更大的可能是浩然的《艳阳天》。这些作家写作态度是真诚的，我相信写出来的作品也是真实的。后人可以依自己的喜好厚此薄彼，但文学史却不该如此，它不能绕过任何一部有影响力、有好口碑的名著。它也抹不掉作品在读者中的深刻印象和作家应有的地位。具体到浩然，他和他的作品可能被某些权贵利用过，但那不是他本人的错。更何况《艳阳天》《金光大道》自身的感染力早已深入人心，即便是后来的《西沙儿女》，在同类题材中（有像样的同类作品吗）恐怕也是独占鳌头。我认为，撰写当代文学史，对浩然至少应该单章列述，并给予充分的肯定，此见不知然否？

    有一句这些年已经被遗忘的话，好像还是恩格斯说的，叫做“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浩然是那个年代积极身体力行并取得优异成绩的作家之一。阶级斗争不敢说无处不在，但要说被剥夺了土地的地主阶级没有仇恨和反抗显然也是不真实的。因此浩然笔下的马小辫（《艳阳天》中地主）颇具典型性。其实这还不是他塑造的最传神的艺术形象，最传神的应属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各色农民。譬如老奸巨猾的富裕中农“弯弯绕”、莽撞落后的上中农“马大炮”、私心极重的高二林、乡村痞子“滚刀肉”，均可谓惟妙惟肖。就算是后来被称为“三突出”原则典范的“高大泉”“肖长春”“焦淑红”也一样有血有肉，真实可亲，并非纯粹概念化的产物。还有《大肚子蝈蝈》《七月槐花香》等儿童文学中，带给我们的鲜活可爱的孩子们。上述形象，立体丰满，且只能产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如果不是浩然把他们“纪录”下来，传扬开去，那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必然逊色不少。至于浩然笔下的中国农村，是否如他所描绘的那样“艳阳高照下的金光大道”，或者“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读者诸君则见仁见智，现在就下结论不免为时尚早。

    浩然走了，他的一生纠缠了太多的话题，附加了本不属于他的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曾经全国人民只看一本书（其实这本书并非不值得一看），那当然不好，但也不是他自己的意愿。他硬着头皮，顶着重重压力写完了许多读者都以为无法完成的《金光大道》。他委屈过，申辩过，沉寂过，现在他走了，棺已盖，论未定，但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作家就这点好，他的作品或许会比他活得长久得多。

    浩然有幸，度过了多日的冰雪，走在艳阳天里。 

看了《色·戒》知道女人不可靠

看了《投名状》知道兄弟也不可靠

                          文/刘  民  图/来自网络

    上述几个“不可靠”是某网友对2007“贺岁片”的集中调侃，着实精彩。就其指对的影片来说，看不出确定的褒贬；而上升到社会学意义进行观照，其拿捏的分寸之准，无可奈何的批评之善，则绝不是我辈只会敷衍拼凑不着痛痒的几句观后感的伪电影爱好者所能望其项背。

世道变迁，人心不古。可还能读到易安居士“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铿锵诗句；可还能看到“秋风秋雨愁煞人”中，秋瑾那傲岸的身姿；即便是历史上真实的郑萍茹，也让湮没在色欲的雾霾里。更何况早被人丢到脑后的江竹筠、刘胡兰。
《色·戒》中以身事敌的王佳芝倒尽了中国人的胃口，真不敢想象，一个民族的所有女性都被暴力和钻石所征服的景象。

以汉之强盛，尚且要用女人去息兵戈。让蔡文姬低吟《胡笳十八拍》，让王昭君怀抱琵琶向偶而泣，还美其名曰“胡汉和亲识见高”。如今，拿女人做交易就更不足为奇也。刘苹果非第一个被出卖，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男人呢，难道不能“妙手著文章”，连“铁肩担道义”也付之阙如吗？假设“国有疑难”，靠谁人去化解？是美女和番，还是花木兰代父从军

从小受过的反面教育，莫过于“女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从小知道的情感伦理，则是“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三个异性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曾几何时，这些都不作数了。女人当然还是“如彼”，兄弟却难得“如此”。直到《投名状》，算是彻底颠覆了义薄云天，生死不更的兄弟情。自家兄弟成了朝廷鹰犬，庞青云自然顾及不了赵二虎。什么“红军队里总相随”，早变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兄弟相残，那是最便捷的，只因深知对方的弱点，而又最不设防。这样的兄弟，今后还敢交吗？

斤”的抚恤寒了多少人的心啊。《集结号》是不错，可这“不可靠”三个字恰恰点了它的死穴。一个连的部队调动，竟然只有团长一人知道。团长牺牲，这集结号就吹不响，

我们的民族曾经出过慷慨赴死的“田横八百壮士”；曾经有过精忠报国的岳飞、文天祥；也不乏“血溅桃花扇”、卑贱而不下贱的李香君；更别说“八女投江”和抗日英雄赵一曼。我们的文艺作品中，从容就义的李玉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雷刚；用乳汁救活战士的红嫂；誓死不透露党的机密不出卖战友的江姐；热血男儿，巾帼英烈，数不胜数。所有这些如今都被影视丢弃了，那些所谓的贺岁大餐，推到我们面前的就是些“靠不住”的男男女女。如果有一天国家有难，能指望他（她）们吗？更可怕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失去凝聚力，一个组织失去诚信，人民还有希望吗？还会像李勇奇唱的：“山里人说话说了算，一片真心可对天，擒龙跟你下大海，打虎随你上高山”吗？怕是要亡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