棺已盖  论未定

                           ——谨以此文悼念浩然先生

作者：刘  民

    浩然逝世了，享年76岁。

    建国是59年，也就是说浩然在17岁那年开始沐浴新中国的阳光。他是以一个成年人的阅世经历了中国农村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以至于后来的解体、包产到户等农村的大事小情，做为常年在北京郊县蹲点、挂职、工作、生活、写作的浩然来说，应该是再熟悉不过的。他的长篇巨著（我认为当得起“巨著”两个字）《艳阳天》《金光大道》堪称新中国农村的历史画卷和真实写照。

     1949年以后（严格说来是从1947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从党的七大到十大，所有的文件都是这样定性的。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角度去苛求作家不写这样的历史。至于作家们看到的历史，有可能是柳青的《创业史》，也有可能是赵树里的《三里湾》，还有可能是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更大的可能是浩然的《艳阳天》。这些作家写作态度是真诚的，我相信写出来的作品也是真实的。后人可以依自己的喜好厚此薄彼，但文学史却不该如此，它不能绕过任何一部有影响力、有好口碑的名著。它也抹不掉作品在读者中的深刻印象和作家应有的地位。具体到浩然，他和他的作品可能被某些权贵利用过，但那不是他本人的错。更何况《艳阳天》《金光大道》自身的感染力早已深入人心，即便是后来的《西沙儿女》，在同类题材中（有像样的同类作品吗）恐怕也是独占鳌头。我认为，撰写当代文学史，对浩然至少应该单章列述，并给予充分的肯定，此见不知然否？

    有一句这些年已经被遗忘的话，好像还是恩格斯说的，叫做“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浩然是那个年代积极身体力行并取得优异成绩的作家之一。阶级斗争不敢说无处不在，但要说被剥夺了土地的地主阶级没有仇恨和反抗显然也是不真实的。因此浩然笔下的马小辫（《艳阳天》中地主）颇具典型性。其实这还不是他塑造的最传神的艺术形象，最传神的应属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各色农民。譬如老奸巨猾的富裕中农“弯弯绕”、莽撞落后的上中农“马大炮”、私心极重的高二林、乡村痞子“滚刀肉”，均可谓惟妙惟肖。就算是后来被称为“三突出”原则典范的“高大泉”“肖长春”“焦淑红”也一样有血有肉，真实可亲，并非纯粹概念化的产物。还有《大肚子蝈蝈》《七月槐花香》等儿童文学中，带给我们的鲜活可爱的孩子们。上述形象，立体丰满，且只能产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如果不是浩然把他们“纪录”下来，传扬开去，那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必然逊色不少。至于浩然笔下的中国农村，是否如他所描绘的那样“艳阳高照下的金光大道”，或者“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读者诸君则见仁见智，现在就下结论不免为时尚早。

    浩然走了，他的一生纠缠了太多的话题，附加了本不属于他的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曾经全国人民只看一本书（其实这本书并非不值得一看），那当然不好，但也不是他自己的意愿。他硬着头皮，顶着重重压力写完了许多读者都以为无法完成的《金光大道》。他委屈过，申辩过，沉寂过，现在他走了，棺已盖，论未定，但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作家就这点好，他的作品或许会比他活得长久得多。

    浩然有幸，度过了多日的冰雪，走在艳阳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