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当过“孔乙己”

                             刘  民 

    

     日前，在书店偶遇高中的同学S君，聊起“文革”期间各自窃书的经历，不禁为当年的孟浪悔愧不已，却又哑然失笑。

      我和S君读高中时，正逢“文革”高潮的1971年，当时除了《欧阳海之歌》《艳阳天》等少数几本小说，几乎所有的中外文艺作品都被当做“封资修”的大毒草封存起来。而我们却又是最需要读书的年纪，那种无书可读的滋味就好像百爪挠心，难以自持。于是当当窃书的“孔乙己”成了唯一的选择，好多同学都干过，只是有的运气好有的差点罢了。

     

      S君就属于那运气欠佳的。却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S君只身潜入学校图书馆，打着手电一照，简直如入宝山。梦寐以求的《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等中外名著就在手下，此时不拿，更待何时。也许是这些禁书的吸引力太大，也许是贪心不足，总之，他装了半塑料编织袋。以致于往窗户外边放时，一失手，袋子轰然落地，发出巨大的响声。正好巡夜的红卫兵听到，迅速包抄过来，将S君逮个正着。结果S君先挨了半个月的批判，做了无数的检查，最后还给了个留（共青）团察看的处分，直到毕业前才取消。还好没有影响到他后来参加工作，算是万幸。

      S君罹“难”，我们并未接受教训，只不过更谨慎而已。转年的暑假，我们几个同学到某政府机关帮助整理图书。这下，这些当代“孔乙己”们可有了用武之地。每天清理完毕，已到了晚上九、十点钟，看门的大爷老眼昏花，再说他也想不到这些帮忙的学生会监守自盗。于是同学们的兰大褂工作服下，多多少少会夹带一两本书。反正这些书绝大多数是“文革”初期破“四旧”时没收来的，根本就没个数，不然何须清理。我当然也不会洁身自好，不过说来好笑，我窃的几本书现在想来，真是太没价值了。一本是《朱德诗选》，仿宋体印刷，薄薄几十页纸，我是拿来当字帖练习钢笔字用的。还有两本是某年某月的《北京晚报》合订本，我是挑里面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看，想知道“文革”之初为什么要批判这两本书。后来，那家机关的管理人员可能也看出，再让我们帮忙无异于猫看小鱼，于是不到约定时间就把我们打发了。 

  随着“文革”结束，文艺复兴，好书多得汗牛充栋。我们这些当年的同学长大成人，此类的事情再没有发生过。我和S君面对满架的新书相视而笑：世道变得真快，跟我们那会儿渴望读书而不得不采取非正当的手段相比，现在的高中生别说“窃书”，就是送给他，他也不一定有时间和兴趣看啊。

注：本文曾刊于《银川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