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几位小学老师

 领我进门的人（下）

      七年级时，一个女老师教了我们几个月化学，实在想不起她叫什么了，问了几个同学都不记得，但给我印象很深。梳一条现在很少见的长辫子，性格柔静似水，说话慢声细气，课讲的颇有吸引力。只可惜“生不逢时”，同学们个个心猿意马，根本听不进去。随着林（姑且让她姓林吧，林黛玉的林）老师的销声匿迹，化学这门课程也就寿终正寝。林老师对我非常好，是那种真心的喜爱，目光中充满疼爱和期许，至今难以忘怀，偏偏没记住她的姓名，真不应该。

           记忆中还有一个教音乐的戈老师，她叫戈球，长的也象一只皮球，整天在我们面前滚来滚去。好象是她推荐我参加了学校合唱团，穿着红毛衣在红旗剧院的舞台上演唱过，其中有一首“小小红缨枪”我现在还会哼几句。或许我还能滥竽充数唱卡拉ok，就是当年在合唱团种下的艺术细胞。“文革”中，戈老师改名戈左，是学校造反派的副总，很是招摇了一段时间，及尽表演之能事，后来听说又叫戈球了。历史就象一首插曲，高潮总是暂时的，平静才是它的常态，可高潮或许更容易让人记住。戈老师从反面教育了我：得意不可忘形，舞台上和生活中的丑角是最让人忘不掉的。              

        教过我们的男老师不多，六、七年级“复课闹革命”后，同时来了两个男老师，一个叫薛得松，另一个叫李发凯，前者教数学，后者教物理。那时的课堂可不象现在那么紧张，生逢乱世，没几个人能坐稳臀下的椅子。有一次，我写了一张纸条，在几个同学间传阅，大家均有批注，到李老师没收时，已经面目全非，且难以卒读。为此，李发凯老师大动干戈，一网打尽。只要有机会，便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一度关系搞得剑拔弩张。好在此人还懂得紧逼与怀柔并用，在一次物理考试中破天荒给了我100分，这是整个初中阶段，全班唯一的一个100分。好学生总是爱面子的，尽管这100分并不能打动我，但终归缓解了一触即发的师生矛盾。须知这是“文革”时期，跟学生闹僵并不是一件很好玩儿的事情。李老师此举给我两点启示：一是对人要宽容。我后来当老师，就不管学生感情之间的传递；二是要维护别人的面子，切不可赶尽杀绝，给别人也给自己留一个转圜的余地。                  

       薛得松老师当过我们的班主任。那时他住在正义巷原法院旧址的一栋深宅中，孤身一人，我们一帮同学是那里的常客，与薛老师也是天南地北无话不谈。只是后来发现，他跟班里一个女同学相恋了，便不再多加打搅。薛老师领着我们干了两件五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相信全班谁都无法忘怀。一件是筑砖窑烧砖，从脱坯、建窑、烧砖直到出窑，全都由同学们自己完成。尽管只烧了一窑砖，窑就裂缝毁坏，但却让大家看到了集体的力量，懂得了蚂蚁虽小，众不可挡的道理。另一件是野营拉练，十四五岁的男女同学全副武装，步行几百公里，历时半月，最多时一天走七十多华里。整个拉练过程组织严密，按部就班，毫无差错和事故，充分显示了薛老师的组织才能。但最重要的，还是使我们认识到自身的潜力，更见识了大漠风烟，长河落日的塞上壮观景色。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无数次到过黄河边，却再也找不回那次野营拉练中“武装”占领黄河滩头欢呼雀跃的少年情怀了。

       我不是个感情外露的人，也从来不搞看望恩师等作秀的举动，我觉得那都是名人的专利。但我内心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把我领进知识和社会之门的老师们，是他们铸造了我的道德底线和人生准则，启迪了我观察和把握世界的眼睛和手段，当然也给了我一枝还算流畅还能状物绘心完整表达自我的笔。为此，我永远永远感谢他们，回忆是不可能穷尽的，形之于笔不过百分之一二。我不想跟这些垂暮之年的老师们见面，但我深深地祝福你们——领我进门的人：一生平安。